《水浒传》的思想倾向




  石昌渝
  主讲人简介:
  石昌渝:1940年生于武汉;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。历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、研究所所务委员;现任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、学位委员会委员、《文学遗产》编委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任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  过去和现在对《水浒传》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什么不同见解?我想呢,这个主要的看法有两个:第一,忠义说。就认为《水浒传》所宣传的,它通过宋江这108人,他们上梁山的经历,以及最后招安,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,它通过这个情节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?有人认为,它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。提出这个忠义说的,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,就是李卓吾,他写了一篇文章,叫做《忠义<水浒传>续》,他评《水浒传》抓住了两点:第一点,他认为《水浒传》这部小说是一部发愤之作,为什么是发愤之作呢?他认为作者是身在元代、心在宋代。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灭亡,认为当时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,都不行,他们没有忠义,这个东西是很缺乏的。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《水浒传》的,这是他立论的一个根据。第二个根据,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。他认为,宋江是身在梁山,心在朝廷,一心招安,一意报国,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,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、非常典型的,这是李卓吾的看法。
  后来在李贽以后,出现了一个诲盗说。诲盗就是说,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,是教人做强盗的书,那么这个观点在崇祯十五年,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,那个时候,我们知道明朝历史的同志很清楚,那个时候李自成、张献忠,还有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当时已经动乱了,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。明代的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,快要完蛋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,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本,这个人叫左懋第,他认为《水浒传》是教坏了百姓,强盗学宋江,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,有一个叫李青山的强盗,就占据了梁山,当时政府多次围剿,没有把他剿灭下来。而且因为梁山是处在运河的边缘,在中国古代,运河是一个生命线,叫漕运嘛,就是南粮北调,装粮食的船到北方去,是通过运河运上去的,那么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,就把它的经济命脉掐断了,他在题本里面讲到这个问题,就是说如果不禁毁《水浒传》,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。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,马上下令将《水浒传》这部小说全国各地都要收缴,把它的版片要毁掉、烧掉,把书要收起来,那么他就是诲盗说的一个代表。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,我们知道金圣叹他评论《水浒传》,他从艺术上对《水浒传》的评价很高,就是《水浒传》描写人物写得很好,叙事的水平很高,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。但是,他对《水浒传》的思想,他是否定的。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。
  建国以后呢,五十年代,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典小说的时候,是经过一番讨论的,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,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,决定先出版《水浒传》,为什么呢?因为《水浒传》是描写农民起义,是歌颂农民起义的。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,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、一个普遍的看法。因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、发展、失败的全过程,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,歌颂了他们革命的造反精神,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。
  但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,“文革”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点年纪的人还记得很清楚,在“文革”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,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,《水浒传》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,就认为《水浒传》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,他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,晁盖和宋江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,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,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,没有他的地位。那么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成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,也造成很大的影响。那么“文革”以后,改革开放,对《水浒传》的思想、看法也提出来很多,不过我认为它不管怎么翻新,仍然是摆脱不了历史上两种主要的见解:一个忠义说,一个诲盗说。
  第二个问题,《水浒传》写的是一伙强盗呢?还是写的农民起义呢?这是有不同看法的,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、怎么写,是非常重要的,这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,也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品的倾向。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,就认为《水浒传》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。主要的根据从历史上来看,《水浒传》的故事认为首先是在强盗当中流传。他翻了很多历史书,查了很多史书。就是宋代忠义社在太行山打游击的,这个忠义社当时是抗金,北宋南渡到杭州,在临安建都,北宋就沦陷了,被金朝占领了。当时太行山还在坚持打,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马,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,这个是确实的,36人,有人上太行山了。在太行山上还有宋江的庙,就是说宋江的余部,历史上的宋江,不是小说,他的一部分人马到了太行山,那么在太行山讲什么故事呢?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,这是一个根据,就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。
  他特别强调包括我们所称颂的武松这些人,他认为宋江也有强盗行迹,强盗干的事情。他渲染,比如说武松杀潘金莲,它宣传那种杀人的残酷,把心肝五脏挖出来,抓出来放在他哥哥的祭桌上面,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。然后到他血溅鸳鸯楼,他见人就杀,丫头啊什么,马夫什么,全杀了,他的刀都杀得卷了口,这个你不能不说是强盗。就包括宋江,你抓住了黄文炳抓到了刘安,宋江也是把他绑在将军柱上,也都是挖心的。当然不是宋江挖,是宋江看着挖,那就是宋江他默许了。他就是要杀他,杀人办法,而且杀人要把心脏挖出来炒给宋江吃,这是杀人如麻,他认为这个是强盗的行迹,渲染这些东西,看起来很血淋淋的,血腥得很。潘巧云既使她挑拨了杨雄跟石秀的关系,那罪也不该死啊?也是把她的心挖出来,这些东西,就认为宣传这些东西,这不是一般人,他认为是强盗。
  那么《水浒传》这108人里面有没有强盗呢,我们大概都很熟悉《水浒传》,应该知道那确实是有,这个强盗还不只一个,一大批。大概我们统计了一下,三分之一是有的吧!这108个,三分之一是有的。有的反驳农民起义说,说你们写农民起义,其中有没有农民?这个108个里面有没有农民?找来找去就是阮小二。阮小二是个渔民吧,因为阮氏三兄弟,三兄弟里面,阮小二是比较老实的,为什么老实?他有老小,他有妻子儿女,他不乱闹。那个阮小五和阮小七是专门赌博的,是一个赌徒,输了钱就想发财。后来就参加劫生辰纲。《水浒传》里面确实写了不少强盗:第一类,是占山为王的强盗。那一大批,比如说,少华山,桃花山,梁山,白虎山,清风山,对影山,黄山门,银马川,硭砀山,枯树山等等,这些都是强盗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这伙人在梁山108人里面确实是,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,那怎么看呢?是不是《水浒传》写的都是强盗?我认为不是,为什么?我提出这么几点根据:第一,从全书的结构布局来看,这些人不占主流的位置,他们也不是情节的主角。你们读《水浒传》你们注意到没有,你们分析过108人,排座次怎么排的?它很有讲究。占山为王的、开黑店的、打劫的、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。第二,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,如何去抢劫,没有。他们这些举动,都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了,旁叙出来了。他没有正面描写,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?是鲁智深、是林冲、是武松、是宋江,是这样一批人。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,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,才是梁山的主流,也是最后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,这是第二点。
  第三点,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,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,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,执行了宋江的路线,他们已经再不干过去的那些强盗的勾当。其实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,这个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,不是那么纯粹,理论那么清楚,目标那么明确,不是那种情况,都是被逼无奈,亡命江湖,然后组织在一起,有那么一个领袖出来,这个领袖有思想、有理论、有目标,统率这帮人,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我们可以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,晁盖他们一伙人劫生辰纲以后,站不脚了,官府来追捕他们了,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。晁盖他们劫持这个生辰纲目的是什么呢?是要图一世的快活。他们七个人抢来了,他们的理论是不义之财、取之有道,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。我们一个法制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,不义之财取之有道,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财是不义之财。我说它不义之财我就可以抢,那是不行,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。智取生辰纲,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的基础,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强盗这个范畴,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,七个人瓜分,没有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,劫富济贫嘛,他没有济贫。上了梁山以后,王伦不容他们,然后林冲火并王伦,就尊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。这时候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,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差别很大的,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,他没有。你看晁盖上山以后,基本的目的是什么?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。他干什么?还是打家劫舍,你们仔细看一看,他上梁山干什么?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济州府的官军的征剿,这是打了一仗。第二仗就是劫持、抢劫了一个车队,一个商人的车队,抢了二三十箱金银,四五十匹骡马,他还是干这个事情。你们再看宋江上梁山以后他干什么?他保井安民,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,如果发现官员的箱里有金银,对不起。过往客商一律不准抢,在梁山周边几百里范围之内,如果发现有贪官、土豪、恶霸,他毫不留情,去把他干掉,他干这个事情,这跟晁盖完全不同。所以说,宋江他上山以后,他的思想、他的理论、他的这一套,他是有目的的,不是强盗,他跟晁盖是有区别的。所以,我觉得以前有个观念,如果晁盖是革命路线,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啊,他怎么是革命路线,跟革命根本谈不上,晁盖上了梁山以后,他的行为也谈不上革命,没有这个思想。而宋江他是很明确的,当然,宋江也不能说是革命,我认为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,过去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可以商量的,是可以讨论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,这是一。第二,从事实来看,农民起义它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,并不反对封建制度,只是反对压在头上的那个皇帝,那个政府,然后取而代之。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,我们可以一个个摆出来分析,有哪一个不是想当皇帝的?不就换一个位置嘛!就抢一个座位,并不改变社会制度。既然都不改变这个封建制度,他也不改变,不过就是说人家是要把这个皇帝推掉,他当皇帝。他说我不当皇帝,还是你当,我铲除贪官污吏,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。这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?这就是农民起义。而且宋江的思想是很特殊的,这个值得我们玩味。在中国农民起义里边,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、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。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,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一个地排下来,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。正德年间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鐩,这个人是公开地宣称,只反贪官不反皇帝。他最后的结局跟宋江一样,甚至比宋江更悲惨。我找来找去找这么一个人物,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。为什么是疯子?你既然要暴动,要起义,那你就要反皇帝。你不反皇帝,你要忠,你就不要起义。这二律悖反。这个人跟宋江很相近,很少这样的人。最后这个赵鐩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,把他的皮给剥下来,皮剥下来不说,还把他的皮做成马鞍,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,你虽然不反我,但是你造反。这我们看《水浒传》里面看出来,宋徽宗不管怎么样,你宋江怎么号称忠义,你造了反,十恶不赦,你最后只能是这个下场。
  所以说,我们看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,关键要看这个领袖。领袖所提出来的他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纲领的实践。所以我认为,《水浒传》它是写了一批强盗,但是并没有赞扬强盗,它赞扬的是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。我们读《水浒传》,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,不起来不行的,他只有到了风雪山神庙,他搬开石头、推开大门,把那几个坏家伙杀掉,才解气。要不这样写,你觉得压抑得很。比如写到鲁智深,他拳打镇关西,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。那不打太窝囊,打得好,这才是《水浒传》肯定的东西。它肯定的是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,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精神了,就压在头上,像林冲,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囊,一直忍辱负重,想保全他的一个小康的家庭,最后希望也破灭了,保不了了,这样才最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,《水浒传》它宣扬的是这样一种精神,而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。
  我们深入地讲,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?我觉得有的评论者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。有人说《水浒传》是有招安,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,七十回以后的《水浒传》是另外一个《水浒传》,是两个《水浒传》。宋江上梁山排座次之前,那是一个宋江。上梁山主持梁山以后,那是另外一个宋江。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地分析、要系统地分析,不能取其一点,不能把它割裂开来。实际上,宋江上梁山之前,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,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,就是招安的路线,他是一贯的,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,不是这样。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,比如说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,当时官府要逮捕他,他就跑了,在江湖亡命。他多次被山头上那些山大王请上山,他都不上山。后来他还是回去了,去探亲,看他父亲,后来他被抓了,他愿意被抓,不就判个刑嘛!流放到江州。因为当时府尹对他很关照,认为他是一个好汉,是个义士,从轻判了,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,就刺配江州,就是因为在江州他题了一首反诗。这首反诗,历来对反诗的分析,我认为不太准确。他有两句话:“他日若遂凌云志,敢笑黄巢不丈夫”。好像分析说他要当黄巢、要造反,你仔细地分析一下,他是“敢笑黄巢不丈夫”,黄巢不是个大丈夫,他才是大丈夫。什么叫丈夫?什么叫做不丈夫,他认为他忠义,他在梁山干的事业才是大丈夫,黄巢那个不叫丈夫,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。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,无限上纲,说它是反诗,把他抓起来要判死刑,后来劫法场。在这种情况下,宋江再也不能不上梁山,他这样子上了梁山,这样子才坐上了梁山的交椅。所以说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,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,他这个招安的政治主张,是有他的思想基础,不是突然变化的,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,后半截的宋江是不造反的,是投降的,不能这样说。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,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,他作为个人来讲,他是胸怀忠义,他在家是个孝子,他在外面干事情是两条:一个忠,一个义。对江湖上好汉、豪杰他称兄道弟,扶危济困。上了梁山以后,这种思想很自然地就会演变为招安思想。其实历史上农民起义受招安的多得很,李自成、张献忠,都受过招安。当时的农民起义,招安这一点,由于他们的起义本质所决定,这个招安对他们并不是奇怪的事情。是他们一种策略,打得不行了,情况不妙,他就要招安,李自成、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。当他的势力大起来了,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,他马上就换旗帜。宋江跟他们不同,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目的,而一般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目的是要推翻皇帝,他自己做皇帝,它的差别在这里。因此,我们不能够因为《水浒传》写了招安,就认为《水浒》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,我认为这个评价缺乏一定的依据。因此我认为《水浒传》它的价值之所在,并不取决于招安和没有招安,它的价值之所在,是在于它歌颂了这些反抗的英雄,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一个历史的规律,金圣叹虽然反对农民起义,但是他也承认乱自上作,他在评《水浒传》中说过,乱自上作,不能怪老百姓。这个动乱是你上头搞起来的,是你朝廷的腐败、朝廷的黑暗,这些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,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,最后动乱起来了。而《水浒传》的价值我认为,简单来说,一个是它歌颂了这一批反抗的英雄;其次,它客观地揭示了官逼民反、逼上梁山,这个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,这个是很了不起的。我们不能因为作者主观宣扬了招安的思想,作品写了招安的情节,因此就把《水浒传》全盘否定。
  (来源:cctv-10《百家讲坛》栏目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