适变十五




  时代在变,所以治国方针也要变。即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,其治国方略也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变化。

  【经文】

 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,临务而制事,法宜其时则理,事适其务故有功。

  今时移而法不变,务易而事以古,是则法与时诡,而事与务易,是以法立而时益乱,务无而事益废。此圣人之理国也,不法古,不修今,当时而立功,在难而能免。

  [秦孝公用卫鞅。鞅欲变法,孝公恐天下议己,疑之。卫鞅曰:“疑行无名,疑事无功。夫有高人之行者,固见非于世;有独智之虑者,必见教于人,愚者暗于成事,智者见于未萌。人不可与虑始,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,不和于俗;成大功者,不谋于众,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,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人,不循其礼。”孝公曰:“善。”甘龙曰:“不然。圣人不易人而教,智者不变法而治。因人而教,不劳而功成。缘法而理,吏习而人安。”卫鞅曰:

  “龙之所言,世俗之言。常人安于习俗,学者溺于所闻。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,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;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智者作法,愚者制焉。贤者更礼,不肖者拘焉。”杜贽曰:“利不百,不变法;功不十,不易器。法古无过,修礼无邪。”卫鞅又曰:“治代不一道,便国不法故。故汤武不循古而王,夏殷不易礼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,而循礼者不足多。”孝公曰:“善。”遂变法也。]

  由是言之,故知若人者,各固其时而建功立德焉。[孟子曰:“虽有磁基,不如遇时;虽有智慧,不如逢代。”范蠡曰:“时不至,不可强生;事不究,不可强成。”《语》曰:“圣人修备以待时也。”]

  何以知其然耶?桓子曰:“三皇以道治,五帝用德化,三王由仁义,五伯用权智。”[说曰:无制令刑罚谓之皇,有制令,无刑罚谓之义;赏善诛恶,朝诸候,朝事,谓之王;兴兵众,立约盟,以信义矫代谓之伯。文子曰:“帝者,贵其德也;王者,尚其义也;霸者,迫于理也。道狭然后任智,德薄然后任刑,明浅然后任察。”议曰:夫建国立功,其政不同也如此。]

  五帝以上久远,经传无事,唯王霸二盛之类,以定古今之理焉。[秦汉居帝王之位,所行者霸事也。故以为德之次。]

  【译文】

 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,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,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,国家才能治理好,事业才会有成绩。形势和任务变了,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,使制度与时代、任务与政策脱节,这样一来,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,也是劳而无功,徒增混乱。所以圣人治国,一不法古,二不贪图一时之宜。因时变法,只求实效。这样,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。

  [秦孝公既用卫鞅,想要变法,又怕天下议论自己。卫鞅说:“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,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。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,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。有独特见识的计谋,必为人民所低毁。愚笨的人,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;聪明的人,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。行事的开始,不可与人民共谋,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。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,不与世俗合流;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,不与众人共谋。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,就不必效法旧制度;只要可以便利人民,就不必遵循古礼教。”孝公说:“很好!”甘龙说:“不对!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,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。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,不费力就能成功;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,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。”卫鞅说:“甘龙所说的,是世俗之言。常人苟安于旧世俗,学者拘泥于旧见闻。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,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。三代不同礼教,而各治天下,五霸不同法律,而各成霸业。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,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。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,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。”杜挚说:“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,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。”卫鞅说:“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,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,所以商渴、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,夏桀、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。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,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。孝公说:“鞅说得很好!”于是决定了变法。]

  由此可见,象商鞅这些人,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,富国强兵,必须顺应时代,跟上时代。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。[孟子说:“既使有肥沃的土地,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;既使有智慧,也不如赶上好时代。”范蠡说:“节令不到,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;事情不经过研究,不能强求成功。”《论语》说:

  “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,只等待时机的到来。”]

 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?桓范说:“三皇(神农、女娲、伏羲)

  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,五帝(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)是用德化育天下,三王(大禹、后稷、文王)用仁义教导人民,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。”[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;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;赏善诛恶,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,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,是三王;发动战争,订立盟约,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,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。文子说:“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;三王崇尚的是仁义;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、法则进行统治。大道淡薄后,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;缺乏德行后,就只好加强法制;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。”建立统治一个国家,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。]

 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,经传上也没有记载,唯有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

  盛传于今,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。[秦汉两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“霸道”,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讨论。]

  【经文】

  夫王道之治,先除人害,而足其衣食。

  [论曰: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匹妇蚕之,年五十者,可以衣帛矣。百亩之田,数口之家,耕稼修理,可以无饥矣。鸡豚狗彘之畜,不失其时,老者可以食肉矣。夫上无贪欲之求,下无奢淫之人,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,其仕者,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。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。”]

  然后教以礼仪。

  [故明王审已正统,慎乃在位。官室舆服不逾礼制,九女正序于内,三公分职于外。制井田以齐之,设诸候以牧之,使饶不溢侈,少不匮乏,然后申以辟雍之化,示以揖让之容,是以和气四塞,祸乱不生,此圣王之教也。]

  而威以刑诛,使知好恶去就。

  [虞帝先命禹平水土,后稷播植百谷,契班五教,皋陶修刑,故天下太平也。]

  是故大化四凑,天下安乐,此王者之术。

  [王者,父天母地,调和阴阳,顺四时而理五行,养黎元而育群生,故王之为言往也。盖言其惠泽,优游善养润天下,天下归往之,故日王也。]

  【译文】

  王道的统治,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,让人民丰衣足食。

  [《论语》说:“五亩大小的宅第,种上桑树,养上蚕,一个女子养蚕,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。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,就不会挨饿了。饲养六畜,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。上层的官吏不贪求,下层的民众不奢侈,苛捐杂税少,徭役也不繁重,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,不要去与老百姓争夺利益。这样一来,各行各业收入均衡,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。”

  经济状况得到保证后,就应该进行文明礼貌。伦理道德的教育了。

  [因此英明的国王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,谨慎地巩固统治地位。宫室舆服不超过规定,三宫六院主内,三公主外。按井田制统筹农事,让诸候来协助管理民众,丰收时不骄奢,欠收时也不感到匮乏,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育,为人民大众做出谦恭礼让的榜样,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,祸乱不生,这就是三王治理国民的办法。]

  然后建立法规、刑罚来树立国威,让人民群众分清善恶,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。

  [比如虞舜的时代,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,然后又让后稷去播种百谷,让契分管教化,让皋陶制订刑法,因而天下太平。]

  由此可见,最伟大的盛世,是通过多种因素,举国上下同心协力,从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乐平和的景象,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。

  [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,以地为母,调和阴阳,顺应四季的变化,使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合理消长,教养百姓,哺育众生,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。总而言之,做为一国之王,他的恩泽浩荡,惠养四方,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怀抱,因此才称之为王。]

  【经文】

  霸功之大者,尊君卑臣,权统由一,政不二门,赏罚必信,法令著明,百官修理,威令必行。

  [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,或承衰乱之后,或兴兵征伐。皆未得,遵法度,申文理,度代而制,因时施宜,以从便善之计,而务在于立功也。]此霸者之术。

  [王道纯而任德,霸道驳而任法。此优劣之差也。]

  【译文】

  成就伟大霸业的国王,能做到君尊臣卑,权力在霸主一人手里,政策法令由专门的机构制定,赏罚、法令严明,百官各司其职,有法必依。

  [霸主也能为人民除害谋利以富国强兵,或者是在一个朝代衰亡之后,兴兵讨伐叛乱。如果做不到这两点的话,也要遵循法度,宣传文教,根据情况制定有效的制度,因时制宜,从方便、有利出发,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功勋,成就霸业。]这就是霸主的治国之术。

  [如果是真正的王道,就会用仁德来统治,而霸道则驳杂无序且以法治为主。这就是二者优劣和差别之所在。]

  【经文】

  《道德经》曰:“我无为而人自化。”《文子》曰:“所谓无为者,非谓引之不来,推之不往,谓其循理而举事,因资而立功,推自然之势也。”[故曰:“智而好问者圣;勇而好问者胜。乘众人之智,即无不任也;用众人之力,即无不胜也。故圣人举事,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。]故曰:汤武,圣主也,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,泛江湖。伊尹,贤相也,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,服騊駼。孔、墨,博通也,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棒薄,出险阻。

  由是观之,人智于物,浅矣,而欲以昭海内,存万物,不因道理之数,而专己之能,则其穷不远。故智不足以为理,勇不足以为强,明矣,然而君人者,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,因物以识物,因人以知人也。

  [《吕氏春秋》曰:“是天无形而万物以成,大圣无事而千宫尽能,此谓不教之教,无言之诏也。”]

  【译文】

  《道德经》说:“我无为,人民就会自我教育。”《文子》上说:“所谓无为,并不是就叫他不来,推他不走,什么事也不做,整天坐着不动。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,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,也就是说,一切都要顺其自然。”[所以说,既有才智,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;既勇敢,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优胜。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,什么重任都能完成;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。因此圣人办事,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,并善于合理利用它们。]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,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,泛江湖;伊尹是贤相,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;孔、墨虽然都是博学的通人,却不能象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。

  由此可见,人的智能是有限的,如果想眼观四海,胸怀天下,不掌握真理,仅凭自己有限的本领,就打不破时空的局限。一人的智慧,不能穷尽全部真理;一人的勇敢,不能无敌于天下。这是很明显的道理。然而,作为国家的领袖,坐在高堂之上,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,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,因人知人,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。[《吕氏春秋》说:“大没有固定的形状,然而有了它万物才能生成,伟大的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,而是使所有的官员各尽其能,发挥作用。这就叫没有教导的教导,没有说出来的圣旨。”]

  【经文】

  夫冬日之阳,夏日之阴,万物归之,而莫之使。至精之感,弗召自来。

  待目而昭见,待言而使令,其于理难矣。[《文子》曰:“三月婴儿,未知利害,而慈母之忧喻焉者,情也。”故曰:言之用者小,不言之用者大。又曰:

  不言而信,不施而仁,不怒而威,是以天心动化者也。施而信,言而信,怒而威,是以精诚为之者也。施而不仁,言而不信,怒而不威,是以外貌为之也。]

  皋陶喑而为大理,天下无虐刑;师旷瞽而为大宰,晋国无乱政。

  [庄子曰: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

  圣人无为,大圣不作,观于天地之谓也。”]

  不言之令,不视之见,圣人所以为师,此黄老之术也。

  [ 《文子》曰:“圣人所由曰道,所为曰事道,犹金石一调,不可更事, 犹琴瑟每调,终而改调。故法制礼乐者,理之具也,非所以为理也。”

  昔曹参相齐,其治要用黄老术,齐国安集。及代萧何为汉相,参去,属其后相曰:“以齐狱市为寄,慎勿少扰也。”后相曰:“治无大于此者乎?”

  参曰:“不然。夫狱市者,所以并容也。今君扰之,奸人安所容乎?吾是以先之。”由是观之,秦人极刑而天下叛,孝武峻法而狱繁。此其弊也。《经》曰:“我无为而人自化;我好静而人自正。”参欲以道化其本,不欲扰其末也。太史公曰:“参为汉相,清静寡欲,言合道义。然百姓离秦之酷扰,参与休息。无为,故天下俱称其美矣。”

  议曰:黄老之风,盖帝道也。]

  【译文】

  天下万物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阳,夏天的阴凉,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做啊!可是在精诚的感召下,万物都不叫自来。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,号令的指挥,它们才这样做,这在道理上很难讲得通。

  [文子说:“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,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要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,忧虑之情溢于言表,这是因为至情使然。”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,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。文子还说:“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,不施惠就仁爱,不发怒就威严,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。施惠才能做到仁爱,说话才能让人相信,发怒才能让人感到威严,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作用。施惠也做不到仁爱,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,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,这是由于装样子要人看的缘故。”]

  皋陶虽然是个哑巴,但他作为大禹的最高法官时,天下没有酷刑;师旷是个瞎子,但他作了宰相后,晋国没有乱政。

  [庄子说:“天地有伟大的美德,四季有严格的界线,万物有各自的规律,但它们都不说话。圣人无力,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,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!”]

  象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,不观望就无所不见,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。

  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。

  [文子说:“圣人所师法的是‘道’,按照‘道’去行动叫‘事道’。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,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,遵循‘道’做事,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调,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一样。所以说法度和礼乐,都是治国的手段,而不是‘道’的本体。”

  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,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,使齐国安定繁荣。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,要离开齐国时,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:“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附给你,希望你谨慎从事,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骚扰犯人。”那位接任的齐相说:“治理国家的事难道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?”曹参说:“不能这么讲。刑律、监狱这类法治工作,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。如果过分频繁地骚扰犯人,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处容身呢?假如他们真的走投元路,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,更糟糕。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。”

  由此看来,秦国的法律过于严酷,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。汉武帝刑法森严,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。这就是法治的蔽端。《道德经》说:“我无为,人民就自我教育;我宁静,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道。”曹参想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,而不动用其它举措来干扰根本大法。太史公说,“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,清静寡欲,为政合乎黄老之道。当老百姓终于摆脱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,曹参给了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。做到了无为而,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美德。”

  黄老的无为而治,实际上就是五帝的治国之道。]

  【经文】

  孔子闲居,谓曾参曰:“昔者明王年修七教,外行三王。七教修而可以守,三至行而可以征。明王之守也,则必折冲千里之外;其征也,还师衽席之上。”

  曾子曰:“敢问‘七教’?”

  孔子曰:“上敬老则下益孝,上敬齿则上益悌,上乐施则下益亮,上亲贤则下择交,上好德则下无隐,上恶贪则下耻争,上廉让则下知节,此之谓七教也。”[七教者,治之本也。教定则本正矣。凡上者,人之表也,表正则何物不正也?]

  昔明王之治人也,必裂土而封之,分属而理之。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,进贤,退不肖。[然则贤良者悦,不肖者惧矣。]哀鳏寡,养孤独,恤贫穷,诱孝弟,选才能,此七者修,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。

  上之亲下也,如腹心,则下之亲上也,如幼子之于慈母矣。其于信也,如四时,而人信之也,如寒暑之必验。故视远若迩,非道迩也,见明德也。

  是以兵革不动而威,用利不施而亲,此之谓“明王之守,折冲千里之外者也”。

  [议云:昔管子谓齐桓公曰:“君欲霸,举大事,则必从其本矣。夫齐国百姓,公之本也。人甚忧饥而税敛重,人甚惧死而刑政险,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。公轻其税,缓其刑,举事以时,则人安矣。”此谓修本而霸王也。]

  曾子曰:“何谓‘三至’?”

  孔子曰:“至礼不让,而天下理;至赏不费,而天下之士悦;至乐无声,而天下之人和。”何则?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。既知其名,又知其实,既知其实,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。此谓“至礼不让而天下治”。固天下之禄,以富天下之士,此之谓“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”。如此,则天下之明誉兴焉,此谓之“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”。[故曰:所谓天下之至仁者,能合天下之至亲;所谓天下之至智者,能用天下之至和;所谓天下之至明者,能举天下之至贤也。]故仁者莫大于爱人,智者莫大于知贤,政者莫大于能官。

  之君,修此三者,则四海之内,供命而已矣。此之谓“折冲千里之外”。

  [夫明王之征,必以道之所废,诛其君,改其政,吊其人,而不夺其财矣。]

  故曰:明王之征,犹时雨之降,至则悦矣。此之谓“还师衽席之上”[言安而无忧也。]故扬雄曰:“六经之埋,贵于未乱;兵家之胜,贵于未战。”

  此孔氏之术也。[议曰:孔氏之训,务德行义,盖王道也。]

  【译文】

  孔子闲居,对曾参说:“从前,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,外行三至。七教做到了,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,有备无患;三至做到了,才可对外征伐。

  明主的防守,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;一旦率军出击,必将心定理得地凯旋而归。”

  曾子问:“先生,什么是‘七教’啊?”

  孔子说:“‘七教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:一是尊敬老人,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;二是尊重年长的人,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;三是乐善好施,臣民才会光明磊落;四是亲近贤人,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;五是好德,臣民就没有隐瞒;六是厌恶贪婪,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;七是提倡谦让,臣民才会有节操。”[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。教育路线明确,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。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,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?]

  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,必须划分土地给诸候,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,分别治理。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,按时考核,推存贤德之人;辞退掉不良之辈[这样做,能人就会高兴,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];同情抚恤鳏寡;抚养孤儿;救济贫穷;奖勉孝顺父母、敬重兄长的行为;选拔人才——

  这七项工作做好了,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,君王爱臣民如同腹心,臣民爱君王才会象幼儿爱慈母;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,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署一样灵验,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,并非是事物就在近处,而是因为英明的德性。所以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,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,这就是明君防御可以对‘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’的原因。

  [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:“你想称霸,成就大业,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。

  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。人民担心挨饿,也怕赋税太重,死亡和刑法过于严酷,人们非常担心国家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而劳民伤财。你要减轻赋税,放宽刑律,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,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。这就是从根本上成就霸业的意思。”]

  曾子又问:“什么是‘二至’呢?”

  孔子说:“至礼而不廉让,则天下大治;至赏而不浪费,则士人喜悦;至乐而无声息,则举国相和。”为什么这样说呢?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。既知其名,也知其实。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,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,这就叫“至礼不让而天下治”。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,这就叫“至赏不费而士人悦”。这样一来,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,这就叫“至乐无声而天下和”。[因此说,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,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;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,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。]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,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,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,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。

 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,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,人人奋勇向前。这就是“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”的意思。[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,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,借他之手铲除之,变更其政权,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。也不剥夺其家产。]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象及时雨,在哪里降落,无不受到欢迎。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。所以杨雄说:“六经的道理,贵在社会尚未动乱就及时加以治理;军队还没有出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。”

 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。[孔子追求仁义道德,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王的治国之道。]

  【经文】

  墨子曰:“古之人未知为宫室,就陵阜而居,穴而处,故圣王作为宫室。

  为宫室之法,高足以避润湿,边足以圉风寒。宫墙之高,足以别男女之礼。

  谨此则止,不以为观乐也。故天下之人,财用可得而足也。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。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,台榭曲直之望,青黄刻镂之饰,为宫室若此,故左右皆法而象之。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,振孤寡,故国贫而难理也。为宫室不可不节。[议曰:此节宫室者。]

 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,时衣皮带茭,冬则不轻而暖,夏则不轻而清。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,故圣人作,诲妇人。以为人衣。为衣服之法,冬则练帛,足以为轻暖,夏则絺绤,足以为轻清,谨此则止,非以荣耳目,观于人也。

  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,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。当今之王,其为衣服,则与此异矣。必厚敛于百姓,以为文彩靡曼之衣,铸金以为钩,珠玉以为佩。由此观之,其为衣服,非为身体,皆为观好也。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,其君奢侈而难谏。夫以奢侈之君,御淫僻之人,欲国无乱,不可得也。为衣服不可不节。”[议曰:此节衣服也。]

  此墨翟之术也。[议曰:墨家之议,去奢节用,盖强本道。]

  【译文】

  墨子说:“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,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处,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。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,选择边地抵御风寒,墙高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,所以非常简陋,不足以观赏。因此,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。现在的王侯,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。他们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台榭,是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,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,左右上下竟相效仿,结果财用匮乏。难以抵御凶年饥荒,无法赈济孤寡贫民。同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。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。

  “古人不知道做衣服,那时候披兽皮,挂草叶,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,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。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。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。冬天用丝制成棉衣,既轻又暖和,夏天用麻布做纱衣,既轻又凉爽——仅此而已。

  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,让他人观看。所以,当时人们生活节俭,易于管理。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,很容易奉养。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,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,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,用黄金铸制带钩,用美玉制作玉佩。他们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,更是为了美观好看。上行下效,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淫逸邪僻,越来越无法管理。国君奢侈腐化,不听忠言。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,要想国家不乱,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,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。”

 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。[墨家的学说,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,反对奢侈浪费,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。]

  【经文】

  商子曰:“法令者,人之命也,为治之本。[慎子曰:“君人者,舍法而以身治,则受赏者虽当,望多无穷;受罚者虽当,望轻无已。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,怨之所由生也。是以分马者之用策,分田者之用钩,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,所以去私塞怨也。故曰:夫君任法而不躬为,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。”]一兔走,百人逐之,非以兔可分为百,由名分之未定也。卖兔满市,盗不敢取者,由名分之定也。故名分未定,虽尧舜禹汤,且皆加务而逐之。

  名分已定,则贫盗不敢取。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,置官也,置吏也,所以定分也。[《尸子》曰:“夫使众者,诏作则迟,分地则速,是何也?无所逃其罪也。言亦有地,不可不分,君臣同地,则臣有所逃其罪矣。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,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。”]名分定则大诈贞信,巨盗原悫,而各自治也。”[《尹文子》曰“名定则物不竞,分明则私不行。物不竞,非无心,由名定,故无所措其心;私不行,非无欲,由分明,故无所措其欲。

  然则心欲人人有之,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,在制之有道故也。”]

  申子曰:“君如身,臣如手,君设其本,臣操其末。为人君者,操契以责其名。名者,天地之网,圣人之符。张天地之网,用圣人之符,则万物无所逃矣。”

  [议曰:韩子曰:“人主者,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,耳若师旷乃为聪也。

  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,所见者少矣,非不蔽之术也。不因其势,而待耳以为聪,所闻者寡矣,非不欺之道也。明主者,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,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。身居深宫之中,明烛四海之内,而天下不能蔽,不能欺者,何也?匿罪之罚重,而告奸之赏厚也。”

  孙卿曰:“明职分,序事业,材使官能,莫不治理。如是,则厚德者进,廉节者起,兼听齐明,而百事无留,故天子不视而见,不听而闻,不虑而知,不动而功,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。此操契以责名者也。”

  《尸子》曰:“明君之立,其貌庄,其心虚,其视不躁,其听不淫,审分应辞,以立于朝,则隐匿疏远,虽有非焉,必不多矣。明君不长耳目,不行间谍,不强闻见,形至而观,声至而听,事至而应,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,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。此万物无所逃也。”]

  动者摇,静者安,名自名也,事自定也。

  [议曰:《尸子》曰:“治水潦者,禹也;播五谷者,后稷也;听讼折衷者,皋陶也;舜无为也,而为天下父母。”此则名自名也。

  太公谓文王曰:“天有常形,人有常生,与天人共其生者,而天下静矣。”

  此则事自定也。]

  是以有道者,因名而正之,随事而定之。

  [《尹文子》曰:“因贤者之有用,使不得不用;因愚者之无用,使不得用。用与不用,各得其用,奚患物之乱也?”

  《尸子》曰:“听朝之道,使人有分。有大善者,必问其孰进之,有大过者,必问其孰任之,而行罚赏焉。且以观贤不肖也,明分则不弊,正名则不虚。贤则贵之,不肖则贱之。贤不肖,忠不忠,以道观之,犹白黑也。”]

 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,以名,其名正则天下治;桀之治天下也,亦以名,其名倚而天下乱。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。”[议曰:夫暗主以非贤为贤,不忠为忠,非法为法,以名之不正也。]

  李斯书曰:“韩子称‘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’者。何也?则罚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,刑弃灰于道者。

  夫弃灰,薄罪也,而被刑,重罚也。夫轻罪且督,而况有重罪乎?故人弗敢犯矣。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,慈母之所以败子,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。”

  [商君之法,皆令为什伍,而相司牧犯禁,相连于不告奸者,明尊卑爵秩等级,各以差次名田妻妾衣服以家次。有功者显呆,无功者虽富无芬华。务于耕战。此商君之法也。]此商鞅、申、韩之术也。

  [桓范曰:“夫商鞅申韩之徒,贵尚谲诈,务行苛刻。废礼义之教,任刑名之数,不师古,始败俗伤化。此则伊尹、周公之罪人也。然其尊君卑臣,富国强乓,守法持术,有可取焉。逮至汉兴,有宁成、郅都之辈,仿商、韩之治,专以杀伐残暴为能,顺人主之意,希旨之行,要时趋利,敢行败祸,此又商、韩之罪人也。然其抑强族,抚孤弱,清己禁奸,背私立公,亦有取焉。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,乃犯公家之法,赴私门之势,废百姓之务,趋人间之事,决烦理务,临时苟辩,使官无谴负之累,不省下人之冤,复是申、韩、宁、郅之罪人也。”]

  【译文】

  商鞅说:“法令是人的生命,治理天下的根本。”[慎到说:“统治者舍弃法律,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,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,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;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,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。国君如果舍弃法律,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,怨恨就会萌生。因此,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,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,这并不是说抽签、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,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,堵塞怨恨。

  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。这样,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,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。”]一只兔子在前面跑,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,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,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,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。卖兔子的满街都是,盗贼不敢去拿,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。所以,名分未定,就是尧、舜、禹、汤也都可能去追逐,名分一定,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。圣人制定法令,安置官吏,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。[尸子说:“发动民众,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,如果是分地,动作则非常迅速。为什么呢?因为无可推脱。由言语形成的名分,也象分地一样,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,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,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,就象用墨斗划线,校正弯曲的本头,木头无法投机取巧一样,一考查名分,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,就是有罪的。”]

  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,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,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。”[尹文子说:“名分定,万物不争;职责明,私欲不行。

  人不争,不是因为无心争,而是因为名分已定,所以争也是白用心;私欲不行,并不是没有欲求,而是职责已明,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。然而私心、私欲人人都有,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,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。”]

  申不害说:“君如身,臣如手,君设置根本,臣操持常务。作为人君,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,看看是否名实相符。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网,圣人之符。张网持符,天卜万物就无可逃遁了。[韩非子说:“人主的眼睛不象离朱那样明亮,耳朵不象师旷那样敏锐,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,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、聆听,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。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骗的办法啊!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,他虽身处深宫,却能明察四海,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,也不能欺骗他,这是什么原因呢?只因为隐瞒之罪重,举报之赏厚。”

  荀子说:“职责明确,事业有序,材尽其用,官尽其能,天下就没有得不到治理的。如果这样,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,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,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,那么就会事事清楚,无所遗漏。一个国家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,不听而能听见,不思考而能知道,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,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,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名分这个法宝。”

  尸子说:“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,就应当形象端庄,心境空灵,目视九州而不烦,眼观红尘而不淫,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,与人言谈对应得体。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,那么他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,纵然有所隐瞒遗漏,疏远忽略,也一定不会太多。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,也不勉强去听去看。有物则观,有声则听,事至则应,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溜过,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。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,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。这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逃脱他的控制之奥秘。”]

  让该动的去运动,让该静的去安静,各负其责,事有归着。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。

  [尸子说:”治理水患的是大禹;播种五谷的是后稷;掌管刑罚的是皋陶。

  舜虽然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,然而他却是全国臣民的父母。”这就是‘名自名’的意思。

 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:“天有固定的形象,人有固定的生存,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,天下才会太平安定。”这就是‘事自定’意思。]

 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,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。

  [尹文子说:“因为贤能的人有用,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;因为愚昧的人没用,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。用与不用,各得其所,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?”

  尸子说:“上朝议事,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,使每个人各负其责,分工理事。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,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;有重大过失的,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。然后决定赏罚,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,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,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。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,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。好与坏,忠与奸,用这一办法来鉴别,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。”]

  从前尧治理天下,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,因为名分正,所以天下大治;桀治理天下,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,然而因为名不正,所以天下大乱。

  因此,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。”[昏君以不贤为贤,以不忠为忠,以非法为法,就是因为名分不正。]

 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:“韩非先生认为:‘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,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,’原因在哪里呢?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。商鞅变法,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。随便倒垃圾是小罪,而判刑却是重罚。轻罪且要严惩,更何况重罪呢?所以人人不敢犯法。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,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,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。”[商鞅规定以伍家为‘伍’,十家为‘什’,一家犯法,九家举告,不告发者连坐有罪。同时明确尊卑、爵位、等级,贵族所拥有的田宅、奴婢、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。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,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。注重农事、战事,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。]

  商鞅、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。

  [桓范说:“商、申、韩这些人,看重人的狡诈智谋,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。废除礼义的教化,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,不师法古人的仁政,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。因此说,他们是伊尹、周公的罪人。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,臣子卑下,富国强兵,信守法度,坚持法制,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。

  到了汉朝,又有宁成、郅都之类的酷吏,效仿商、韩,专门以残暴的杀戳、惩罚为能事,迎合人君的旨意,趋势赴炎,争名于朝,争利于市,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、祸害百姓的事情,这又是商、韩的罪人了。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,抚慰孤独贫弱,自身清正廉洁,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、一心为公方面,还是有可取之处的。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,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,仰仗权势,不为老百姓办事,只想徇私舞弊,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,又敷衍了事,玩忽职守,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,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,这就又是申、韩、宁、郅的罪人了。”]

  【经文】

  由是观之,故知治天下者,有王霸焉,有黄老焉,有孔墨焉,有申商焉,此所以异也,虽经纬殊制,救弊不同,然康济群生,皆有以矣。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,诘救弊之言[议曰:救弊为夏人尚忠,殷人尚敬,周人尚文者];或引帝王之风,讥霸者之政,不论时变,而务以饰说。故是非之论,纷然作矣。言伪而辩,顺非而泽,此罪人也。故君子禁之。

  【译文】

  综上所述,治国之法多种多样,有王霸、黄老、孔墨、申商之术,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,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,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,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、普济众生的愿望。如今,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,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[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,商人崇尚尊敬,周人崇尚文教礼乐];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,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,不顾时代的变迁,而用所谓不变之法、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。因此,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,纷纷出笼。措词虚伪,还要诡辨,附会荒谬的观点,仿佛也能自圆其说。凡此种种,都是历史的罪人啊!

  因此,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。

  【按语】

  我们的先人二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:因事制宜,以变应变。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,称之为“权变理论”。这一理论认为,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。本篇“适变”所论术的正是这一问题。“法宜其事则理,事适其务故有功。”——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。

  实际上,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,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,因为任何组织——国家也好,公司也罢,都是一个开放系统,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,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、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。因而,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,没有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。任何开放系统,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。因此,作为一个领导者,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,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,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。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、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。不同层次、不同行业的领导者,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。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,由于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变化,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,也必须随之改变。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,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,从这个意义上讲,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