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 言




  唐宋以降,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,为有政绩、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,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《资治通鉴》;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《反经》。对于前一本书,统治者不但学习、运用,而且不断的宣传出版;对于后一本书,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,避而不谈。实际上,就从事领导的人来说,《反经》在某种意义上比《资治通鉴》更具实用价值。

  《反经》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,字大宾,四川籍,据史籍云,赵蕤“博学韬铃,长于经世,夫妇皆有隐操。开元中召之不赴。有长短要术,大旨主于实用,非策士诡谲之谋。”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,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,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,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,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。作者用心良苦,以精辟独到的立论,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,提醒当政者在制定、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,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。

  《反经》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,历史为纬,交错纵横,蔚然成章。作者打破时空界限,从宏观上乌瞰了上至尧舜、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,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,时而引经据典,雄辩滔滔;时而动筹帷幄,驰骋沙场;时而审时度势,策划于密室;时而纵横捭搁,游说于诸侯。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、百子争锋,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、斗智斗勇。奇谋叠出,电击雷鸣。铺述历史,或则白描淡线,或则浓墨重彩。有理论上的探讨,有策略上的权衡,有人物的品评,有得失的反思。因此可以说,《反经》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、全方位的审视,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。《反经》付印后,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:

  郪县创为救弊论,爱憎殴业匠和函。

  向时虽类纵横说,忧耒原归理道谈。

  宋刊弃自教忠堂,通变称经曰短长。

  比及乱时思治乱,不如平日慎行王。并亲自加注,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。可见其重视程度。

  现在,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,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。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,反观《反经》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,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——无论是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还是实业家——来说,都是必修的一课。

  《反经》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,为方便读者,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。

  对于原文,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,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,而且将作者原《序》置于卷首,后附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编纪晓岚的《提要》。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。为示区别,我们在编排时,凡双行小注一律以[]标出,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[]表示。

  原文所引典籍,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,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,时有衍漏,我们都予以校勘,但为阅读方便,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标注。

  古人写文章,许多典故、历史人物、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,故而行文特别简略。可是对于今人,就不知所云了。在这方面,我们做了大量工作,但未用传统的注释形式反映出来,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,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在了译文中,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。另外,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,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,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,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。这可能有背于传统的翻译原则,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,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。

  为了更好地体现“古为今用”,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,我们间或以“按语”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,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。但也只能点到为止,无法面面俱到。

  尽管如此,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,疏漏之处在所难免,恳请方家不吝垂教。

  一九九六年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