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 序--赵 蕤




  匠成舆者,忧人不贵;作箭者,恐人不伤。彼岂有爱憎哉?实技业驱之然耳。是知当代之士、驰骛之曹,书读纵横,则思诸侯之变;艺长奇正,则念风尘之会。此亦向时之论,必然之理矣。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、忧其末,遂作《春秋》,大乎工道;制《孝经》,美乎德行。防萌杜渐,预有所抑。

  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。

  然作法于理,其弊必乱。若至于乱,将焉救之?是以御世理人,罕闻沿袭。三代不同礼,五霸不同法。非其相反,盖以救弊也。是故国容一致,而忠文之道必殊;圣哲同风,而皇王之名或异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,因物成务牵乎彼?沿乎此者,醇薄继于所遭;牵乎彼者,王霸存于所遇。故古之理者,其政有三:王者之政化之;霸者之政威之;强国之政胁之。各有所施,不可易也。管子曰:“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。智者善谋,不如当时。”邹子曰:“政 教文质,所以匡救也。当时则用之,过则舍之。”由此观之,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,则悖矣。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,则乖矣。若时逢狙诈,正道陵夷,欲宪章先王,广陈德化,是犹待越客以拯溺,白大人以救火。善则善矣,岂所谓通于时变欤?

  夫霸者,驳道也,盖白黑杂合,不纯用德焉。期于有成,不问所以;论于大体,不守小节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,扶颠定倾,其归一揆。恐儒者溺于所闻,不知王霸殊略,故叙以长短术,以经论通变者,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,合为十卷,名曰《反经》。大旨在乎宁固根蒂,革易时弊,兴亡治乱。

  具载诸篇,为沿袭之远图,作经济之至道,非欲矫世夸欲,希声慕名。辄露见闻,逗机来哲。凡厥有位,幸望详焉。

  【译文】

  制作车子的人,惟恐别人不富贵,没人买他的车;制作弓箭的人,惟恐弓箭不伤人,没人买他的箭。他们这样做,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?

  不是的,这是技术、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。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,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,就盼着天下大乱;通晓了兵法战略,就希望发生战争。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,人情世故的必然。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,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,于是创作《春秋》以光大王道;著述《孝经》以褒奖美德。防微杜渐,首先要有所防范。这就是圣人创作、著述的根本用意。

  但是,制定一种方针、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,当这种方针、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。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,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?因此,统治天下,管理人民,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、食古不化的方法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,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。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,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。正因如此,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,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;圣人、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,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。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。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,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?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,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;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,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,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。

  所以,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: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;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;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。之所以要这样,各有各的原因,不能随便更换。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:“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。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,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。”战国时的邹忌说:“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、补救失误的。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,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。”据此来看,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,就会适得其反;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。如果时逢天下大乱,人心诡诈,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,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,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,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,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。好是好,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“通于时变”吗?

 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,也就是说,是一种黑白夹杂,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。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,不问为什么成就;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。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德育政治,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,二者却是同一的。

  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,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,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,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,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,合在一起为十卷,书名称《反经》。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,改革时弊,拨乱反正,挽救国家之败局。所叙各篇,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,是经邦济世的真理。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,博取虚名。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,为的是抛砖引玉,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。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,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,那我就深感荣幸了。